采访对象：黄建兴，1948年11月生，福建闽侯人。1989年8月任福州市林业局副局长，1990年5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1991年1月起历任福建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处长，1998年4月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2002年5月任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2008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农经委主任，其间借调国家林业局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2011年1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5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黄建兴家中

采访组：黄建兴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您也在这一时期调到市政府办公厅工作，90年代末你们又在省委一起共事。请您谈谈你们一起共事的情况以及您对他的印象。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1990年调任福州市委书记。那时，福州市有五区八县，农村工作占到很大比重。他十分重视“三农”工作，为了加强市里对农村工作的协调和推动，提出让一位农村基层工作过的干部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市领导工作。经过市委组织部推荐，我于1990年5月就任此职。从那时起，我与习近平同志有了工作接触。

在工作接触中，我深刻感受到人民群众在习近平同志心中的分量，感受到为民情怀已经深深融入习近平同志的血脉。这里列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妥善处理1990年连江县琯头镇官岐村发生的“8·2”恶性群体性事件。当时，福州久旱不雨，镇上派工作组到官岐村协调分水灌溉工作，有名干部发现一位农民私自扩大农田进水口，大发脾气，争执当中把群众推倒在水田里。事情发生后，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这名干部见势不妙，跑离现场向镇党委负责同志汇报，说官岐村农民造反，应马上派人教训一下。镇领导没有认真细致了解情况，头脑一热，当即组织几十个人把村子围起来，打骂群众，冲到村民家中打砸家具，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琯头镇是侨乡，海外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侨民知道这件事之后都很生气，组织人到市里反映，要求严肃查办。他们手头掌握了一份记录现场过程的录像，表示：“如果市里不能解决，我们就到省里去告。如果省里还不能解决，我们就通过侨界告到中央去！”事态进一步恶化。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市任职不久。他对这件事很重视，但处变不惊、非常沉稳。经过初步了解，他指出：“群众是占理的，干部野蛮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当机立断组织调查组进行核实，然后做好安抚工作，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处理。这个调查组由公检法等部门的十多位同志组成，让我带队。临走前，习近平同志特别叮咛我下去之后不要搞官官相护，要多听群众意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经过一个月认真细致地工作，调查组稳住了局面，掌握了真实情况，回来后向习近平同志主持的市委书记办公会作了汇报。他听取汇报并看了相关录像，严肃指出：“这件事情处理的宗旨，就是为民伸张正义。对欺压百姓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市委秘书长林文斌同志向连江县委县政府传达了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县里及时处理了殴打侮辱群众的干部，并安抚了受害者。由于事情处理得公正、合理，得到了官岐村群众的谅解。调查组离开时，村里的老百姓夹道欢送，还放了鞭炮，连江县的海外乡亲也口耳相传，大家都称道习近平同志是“包青天”。

通过这件事，我对习近平同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印证了我之前听到的他在宁德地区留下的良好口碑。他那么年轻，却敢于担当，能够秉公处事，替老百姓伸张正义，实在令人钦佩。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98年，那时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工作，我也调到了省委办公厅直接为他服务。有一次我陪他到福清市调研，晚上8点多返回福州市区途中，遇见一起卡车和摩托车相撞事故。习近平同志看到骑摩托车男子倒在血泊中，要求立即停车下去看看。我们都劝他，交警已经到位了，就不用管了，还是继续赶路吧。习近平同志严肃地对我们说：“倒在那里的如果是你们的亲人，你们会不会下去。”他下车察看后，马上叫人拨打120，接着俯下身握住伤者的手安慰他：“不要怕，我们周围有这么多人帮忙呢。”1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等伤员上了救护车，习近平同志反复叮嘱一定要抢救过来，然后才回到车上。在返城的车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看得出来心情很沉重。车上静悄悄的，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想，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坚持下车去看望伤者，是因为他确实把群众当作了亲人，十指连着心。

习近平同志还真诚爱护着身边每一位工作人员，我对此也深有体会。1987年，省委办公厅要调我去工作，但是因为家庭原因，我一直没去。1988年夏天，我忙于抗洪，疏于照顾家中孩子，耽误了医治时间，17岁的儿子在生病17天后突然离世。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现实，给我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几近恍惚。1990年下半年，省委办公厅又动议调我去，这次是通过习近平同志做我的工作。

1990年12月26日，是我至今难忘的日子，习近平同志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心。我说：“习书记，我不想去省里工作了。”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为什么不去？怎么想的，跟我说说。”我说：“我连孩子都没有了，对我来说，一切都没什么意思了。”沉默了一小会儿，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所遇到的这种打击，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是，过去的事情谁也无法改变了。你作为一个男子汉，千万不要消沉下去，一定要振作起来。你调到省里面，工作忙一点，还能分散你的注意力，对你也是有好处的。”我说：“您这么理解和关心部下和百姓，我很佩服。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想跟着您好好工作。”他对我说：“你先去吧，以后日子长着呢！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共事。”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我和习近平同志接触也并不多，但他这么大的领导，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跟我聊家常、谈心事，不摆任何架子，字字句句都是贴心体己话，都讲到了我的心坎上，让我心头一热，眼泪夺眶而出。习近平同志马上拿出抽纸递给我，让我擦眼泪，临别时又紧紧握住我的手，给了我无限的力量。我一个劲地重复着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一直思考和推动生态省建设，您先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又到省林业厅当厅长，了解他的初衷和想法吗？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任专职省委副书记时，主管农业农村和统战双拥等几块工作，我在省委办公厅为他服务。那个时候，他对生态省建设就有很多思考，曾说过：“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设。”

199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武夷山市调研生态保护，在车上利用空隙时间给我们上生态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是美国夏威夷岛当地政府想利用优越自然环境发展农牧渔业来繁荣经济，当地议员和专家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要利用这个自然优势，把生态环境文章做足才是真正出路。最终，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退耕退渔去牧，由此才使夏威夷岛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习近平同志说，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武夷山应该把自然生态保护好，这是关系武夷山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年，生态建设还是一个新名词，但在习近平同志的头脑中，生态理念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愈加强烈。

1999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平潭考察沿海防护林。当走到芦洋乡洋中村时，知识渊博的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讲起乾隆十四年当地发生的“一夜沙埋十八村”史实，当时全村无人幸免于难，只逃出一只小猪。随行同志听了之后，都笑了出来。他立刻严肃批评说：“你们还笑得出来，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一个生态环保的反面。

                                                                                                                                                                                              来源丨《学习时报》、福建统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