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严正，1943年5月生，福建沙县人。1982年至1992年先后任福建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经济研究室主任，科研处处长。1992年任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1996年任院长。2009年4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

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严正同志，您好！您1992年从福建师大调到省社科院工作，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从那时起，你们有长达10年之久的共事与合作，请讲讲你们相识之初的情况。

严正：我跟习近平同志是1992年认识的。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习近平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够主动地、充分地调动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参政议政。我是经济学教授，当时全省评上经济学教授的人还不多，所以我可能引起了政府注意。福州市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市政府专家咨询组成员。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研讨。

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不久，就着手组织制定福州市的总体战略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部分，对应的是3年、8年、20年，被称为“3820”工程。

我被叫去参与这个规划讨论时，专家咨询组来了七八个人，习近平同志那边带领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也有几个人。开会的时候，市领导已经拟了一个初步的稿子，让我们参加讨论。讨论十分热烈，当时还拍了录像。20年后，福州市办了一场“3820”工程展览，我还在这个展览上看到了那次会议的影像。

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习近平同志。在谈到“3820”工程和城市规划的一些具体问题时，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到，他与我之前接触和认识的领导干部有很大不同，在制定战略和规划上，甚至在学术上，他都很内行、很有见地。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福州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当时有些人不太接受，认为福州既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也不具备大都市的条件。但习近平同志积极地为福州谋划这一前景，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创造条件。我对这一设想持赞成态度。福州作为福建的省会，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理应有建设成为像广州、深圳这样国际化大都市的雄心壮志。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3820”工程都包含了哪些具体的战略构想。

严正：战略构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闽江口金三角”发展战略，为福州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福州的未来在闽江口，向北面的连江县、罗源县和南面的长乐市、福清市推进，与福州市区形成三足鼎立的“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区，中心市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主要布局在南北两翼。多年来，福州一直都坚持了这个方向，历任领导也一直延续“闽江口金三角”这个发展思路。

习近平同志对福州城市规划还提出了重要的“显山露水，跨江面海”战略构想。福州城有闽江和乌龙江两条江，福州市区应当向南跨越闽江，开发南台岛，然后再跨越乌龙江，建成一座有四个外滩的美丽城市，福州市区的几座小山都应当开辟成公园。他的战略设想，成为福州城市建设的基本战略，他之后的几任领导都延续了这样一个发展方向。20多年下来，当时构想的四个外滩，现在有三个已经基本建成。乌龙江北岸的江滨公园已经建得非常漂亮，几座大桥已经架到乌龙江南岸，汽车城、大学城、高新科技园区、农产品集散中心正带动南岸的快速发展。跨江同时，还要沿江向东拓展，走向海滨，建设滨海新城。

现在“显山露水”和“跨江”已经做到了，“面海”还在推进阶段。上世纪90年代，福州就开始向海边推进，但毕竟中心市区离海边有50公里，向东走向海滨的步伐落后于向南的跨江发展，当时提出的位于长乐文武砂的滨海新城，这几年已开始着手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战略规划当中十分重视港口建设。20世纪90年代，福州的港口是马尾港，那是一个河口港，吨位在2万吨以下，在历史上是福州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但马尾港毕竟太浅了，大船进不来，福州的集装箱装2万吨的船也到不了美国，只能到香港中转，码头卸下来，再装大船运走。这样，运往香港的费用再加上香港码头的装卸费用，就占了去美国运费的三分之一。当时，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来，福州必须建设深水港。经过长期努力，福州市在福清江阴建成10万吨级集装箱深水码头，在罗源湾建成30万吨级煤码头和铁矿石码头。

福州是个沿海城市，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洋开发，当时福州正因长期捕捞过度出现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渔民生活困难。市领导引导渔民从捕捞走向养殖，种海带、紫菜，滩涂养殖贝类，海湾网箱养鱼，同时弃小木船购置大渔船，到北太平洋、赤道发展远洋捕捞。几年后，福州渔村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的几年当中，连续提出了跨江面海发展规划、“闽江口金三角”规划、第三产业构想、交通规划、港口建设等。在其他方面，他还有很多超越那个时代的富有前瞻性、面向未来的战略主张和构想。这些几乎都成了主导福州后来发展的重要思路。现在回过头来看，20多年过去了，竟然没有一条设想是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全都与这些年的发展高度吻合。习近平同志指导制定战略规划的科学性，让我们这些研究了半辈子经济发展的学者感到十分钦佩。

采访组：交通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有人说，福州今天的交通比较好，多亏了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持规划改造的这条二环路。请您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严正：好的。福州规划环城快速路是比较早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就组织专家学者论证规划二环路改造和三环路的构想。当时，福州市车辆还不算多，基本没有交通拥堵问题。有的干部，包括交通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都认为，二环路的每个路口都应该以环岛为主，全立交留给未来的三环。但是我们几个专家对二环路“环岛”方案持异议。我们了解国外经验，机动车多了，环岛要被堵死。因此，我们认为二环路一定要建成立交的、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北京、上海、广州的二环也是走立交，确保二环无红绿灯。习近平同志很理解和支持我们这些专家的意见，最后拍板把福州二环路建成无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福州市私家车爆发式增长是2001年到2005年。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很难预判。今天，无红绿灯的二环路为缓解福州交通拥堵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决策，今天福州的交通状况不堪设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对民生问题极为关注，给予城市农民工群体很多关注和扶持。请您讲讲这方面情况。

严正：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福州市委政研室把进城农民工生活状况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我也参与了课题调研。

我们调研组深入实地查看农民工生活的现状，回来向习近平同志等市领导汇报。农民工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平均劳动时间超过11小时，住宿拥挤。我们见过三对夫妻住在一个房间，中间用两块布做隔离。医疗方面，农民工除工伤外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他们的子女进城念书也很困难，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借读费、入学赞助费每年要几千块钱。另外，还有黑中介在介绍工作的时候从中盘剥，欺骗他们的血汗钱。

农民工问题涉及国家政策，福州作为一个市，有些问题一时确实没法解决。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习近平同志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比如对劳务中介市场进行大力整顿，把坑骗农民工血汗钱的黑中介绳之以法；引导农民工形成劳动市场，如保姆市场、建筑市场等。

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是习近平同志任省长以后着手解决的。在他的推动下，福建省人大为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困难制定相关地方法规，规定农民工子女入学只能收取与当地居民子女同等的费用。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你们在工作上的联系。

严正：在福州市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想法，随时都会把我们叫过来一起进行讨论研究。

1996年4月，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农村、党建组织等工作，和我的研究方向关联较少。所以，1996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接触。

1999年，我任省社科院院长，是省政府顾问，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他一上任，就把我叫过去参加一次季度经济分析会，让我讲讲意见和看法。会后，他还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的观点“有深度、有新意，省政府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和吸收，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经常组织社科界的专家学者们研究我省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及时向省政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

我不是只讲理论的经济学家，偏向于研究比较具体的事务。基本上，福建每个地市、每个产业、每个部门的具体情况，我都有所了解。所以，省里召开经济分析会等有关经济发展的会，经常叫我参加。习近平同志任省长这3年里，我和他的工作接触比较多。

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经济发展有很多真知灼见，也让我们这些学者受益良多。持续不断地扩大开放，是他一直追求的经济发展轨迹。我记得2001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和利用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在，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当年秋天的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又一次论述开放的重要性，强调：“进入21世纪，福建省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习近平同志很民主，各种声音都听。从市里到省里，他一直支持和鼓励专家学者参政议政，对我们也非常尊重。有的时候，金融、农业、机械、造船等部门的会议，他也会叫我去旁听，也会问我：“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他是让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认识。所以，每一次我都注意听，有什么想法也尽量讲出来。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对省社科院工作的重视。

严正：省社科院是学术研究机构，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单位是很看重的。他不仅听取我的意见，也经常听取社科院其他同志反映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意见。他作为省领导，各种意见都能听进去。我们社科院的同志后来谈起来，都觉得他这样的领导干部真的很不错，他尊重专家意见，做到兼收并蓄，所以能行稳致远。

习近平同志对省社科院的支持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到社科院调研，在我办公椅上坐了一下，对我说：“你这个办公室，在省里正厅级干部当中面积是最小的。”省社科院当时确实很“穷”，我的办公室只有15平方米，就一张办公桌，前面摆一张会客的椅子。不仅我的办公室面积小，我们整个办公楼的面积都比较小，大部分研究所的办公室，七八个研究人员挤在一间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看到习近平同志观察这么仔细，又这么关心我们的办公条件，我就顺势向他反映省社科院办公场所不足的问题。我说：“在发达国家，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正研究员、副研究员都是一人一间办公室，独立办公。”

他问我：“如果给你们单位的正、副研究员每人都配一间办公室，需要多大的房子？”

我说：“我们希望盖一栋新楼，解决办公场地不足的问题。”

没有想到，习近平同志很快就给我们批了800万元。他把这笔钱拨给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并且向他们交代，不够的钱由他们补上。最后，机关事务管理局又给我们补拨300多万元，总共花了1100多万元，为省社科院盖了一栋新办公楼。

大楼建好投入使用，我的办公室就亮堂宽敞多了。更让我高兴的是，社科院所有的正、副研究员都有了独立办公室，发达国家给科研人员的办公待遇，我们福建省达到了。据我所知，当时全国地方社科院多数都没做到。所以，其他省社科院在和我们开会交流时都很羡慕我们。

省领导高度重视我们，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办公条件，让我们深受鼓舞，更积极地为省里尽心尽力、扎扎实实做好研究，提供决策服务。从“九五”到“十五”再到“十一五”“十二五”，我们提供了很多战略和政策建议，也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政热点，谈谈您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看法。

严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变化非常大，发展非常迅速，民族自信心也得到明显提升。这都是看得见、体会得到的变化。

其实，这几年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逐渐进入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如果搞不好，很容易陷入经济学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讲，一个国家高速发展，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也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了竞争力。而在这个阶段，高科技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国家经济发展往往会出现困难。

不少国家在经济腾飞过程中都遇到过“中等收入陷阱”，一般发生在人均GDP3000至1万美元的增长过程中。有些国家，比如阿根廷、菲律宾等，就是长期跨不过这个陷阱，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2012年，我们人均GDP是3000美元，现在增长到1万美元，正好处于翻山过坎的关键时期。现在，我们快爬到山顶了，很累，又背着很重的登山包，很不容易，但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增强信心，坚定地迈过这个阶段，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取得胜利。到了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我们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的时候，就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子就会更好过一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很多现实问题、棘手问题，这几年采取的战略都是非常明智的。我们已经落实了去产能，把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企业产能降下来，但下一步用什么新产业来替代呢？这就要靠创新，靠产业升级，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科技创新上来。现在我们国家搞的产业升级和各种规划，在我看来，步骤和对策是适应这种变化的，很了不起。现在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回落下来了，但是质量相对提高了，而且已经趋稳。我们前一段的高速发展，在经济、环境、金融等方面遗留下来很多问题，需要逐个去解决。

我这几年比较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并写了一些东西，也跟国外的学者宣讲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积极的、正确的战略构想。不管是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还是丝路基金，我们都坚持互利互信的原则，帮助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这在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扭转了过去一些“司空见惯”“视而不见”的作风问题，中央八项规定把公款吃喝风刹住了，大力反腐把一大批“老虎”和“苍蝇”打掉了。反腐败永远在路上，高压的态势一定要保持住，必须一直这样严格治理下去。如果不这样下“猛药”，后果不堪设想。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的共识。

经济转型、“一带一路”、反腐倡廉，从战略规划到制度建设，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很不容易。我相信，全党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够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稳步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对此，我充满信心。